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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的博客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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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重点大学的客座教授或特聘教授。   长期从事经济转轨理论与实践研究,出版中英文专著18本,主编不同主题的改革研究报告51本,发表论文4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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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提出第二次转型与改革  

2010-05-07 09:43: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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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与大家讨论三个问题:(1)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提出的背景;(2)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重要选择;(3)关于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涉及的基本共识问题。

一、    为什么要提出第二次转型与改革?

总的想法:我国目前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正在“十字路口”,处于一个历史抉择的关节点上。

1.在外部市场和内部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追求GDP总量、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不能不改,不得不改。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外部市场不仅需求萎缩,而且面临着复杂的情况。首先是要对后危机时代外部市场的走向做出客观判断。我的基本看法是,外部市场的萎缩,不仅是短期的,有可能形成中长期趋势。并且,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更为复杂。第二,改革开放30年,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国内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战略性升级和变化,主要反映在私人产品短缺问题总体解决了,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凸显出来。在这个背景下,人的自身发展需求全面快速增长。这个重大变化,使以GDP总量为主要目标的增长方式难以继续走下去。前几天,由我院主编的《第二次转型》,提出了3个终结,就是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要终结、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要终结、以GDP为目标的增长方式要终结。为什么?基本的分析是,提出发展方式转变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挑战,又是适应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内在要求。就是说,我国发展的内外约束条件已有重大变化。我们不仅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对于我国发展方式的冲击和挑战,更需要研究的是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变化对发展方式改变的基础性作用。如果仅仅从外部冲击来看发展方式的转变还不够,这样容易把希望寄托在外部市场能很快恢复上。我们更需要看到我国需求结构战略性的升级和变化,了解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基础。

 

2.在内外部因素变化的背景下,需要推进投资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方式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方式的第二次转型。从投资出口大国转向消费大国,这不仅是金融危机给我国的挑战和压力,更是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要求。假使没发生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我国也存在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问题。

3.由投资生产大国走向消费大国的第二次转型,既涉及政策问题,更涉及到体制问题。为此,第二次转型与第二次改革相互依赖,互为条件。从总体上说,改革远没有完成。那么,为什么要提出第二次改革?我用四句话来说明:第一句话,我国的改革并没有完,而且某些改革在实践中被扭曲,有的还走向了反面,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第二句话,改革涉及到一些比较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并且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第三句话,提出第二次改革,更说明改革具有阶段性的特点,比如现在公平的问题突出了,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扭和在一起。提出第二次改革,更突出改革的阶段性特征,更明确第一次改革和第二次改革的衔接,更容易形成改革的基本共识;第四句话,“十二五”时期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抓住机遇,选择好了,有利于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丧失机遇,选择不好,恐怕宏观经济方面会出大问题。拿房地产来说,由于社会风险引发经济风险,有可能酿成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所以“十二五”对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十分关键,有决定性影响。

 

二、     第二次转型与改革要做出什么选择?

第二次转型和第二次改革面临着哪些重要选择呢?这里,可以简单概括为“三条主线,五大趋势”。

“三条主线”就是: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公共需求变化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十二五”时期的“五大趋势”是:初步形成消费主导趋势下的转型和改革;初步形成城市化趋势下的转型和改革;形成公共产品短缺趋势下的转型与改革;形成低碳经济趋势下的转型与改革;形成政府转型趋势下的改革。有观点认为,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推进的时期。当前,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15个百分点左右,推进工业化主要不是一个加快的问题,可能是一个调整的问题,调整的好,工业化就会转型升级。由此,存在一个如何由工业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转变问题。

“十二五”是十分关键的时期。实质性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需要有一些硬约束。比如消费率到底能不能提高到55%以上?和消费率相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要不要有硬性指标?城市化要不要有硬性指标?基本公共服务要不要有硬性指标?低碳经济要不要有硬性指标?我的看法是,不但要有一些硬性指标,而且需要作出一些制度安排。消费率的问题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安排联系在一起,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安排联系在一起,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安排联系在一起,低碳经济除了硬性指标的问题还有类似环境产权等基础制度的安排问题,政府转型更重要的在于相关财政税收体制和干部选拔机制等安排问题。

 

三、     能不能在一些基本性问题方面形成共识?

第二次转型和改革,应该说是一个更深刻更复杂的改革。这涉及一些基础性的判断。例如,如何分析结构性的改革和结构性的矛盾的问题?如何推进利益关系调整的问题?包括政府、社会的利益关系调整在内的全面的利益关系调整。这些基础性判断,又同一些基本共识直接相联系:

1)做大“蛋糕”和切好“蛋糕”。做大“蛋糕”始终是一项基本任务问题。我的基本判断是从目前的矛盾看,已经到了切不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时候。

2)国富优先,还是民富优先?国富优先的发展到目前可以看出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逐步拉大,这有个发展过程不可避免的原因,更有一个发展战略所导致的问题;一个是国家能力的增长远快于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消费增长,这使得总需求不足。如果坚持民富优先,可以有效的缓解以上两个问题,即有利缓解和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能够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从而为消费主导建立一个重要基础。所以,国富优先、民富优先的问题既是个公平问题,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今天来看,讲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公平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3)关于国企和民企的问题。我认为,一般性讨论“国进民退”是一个表面层次的问题。事实上,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国进民退”。但是,更深刻的问题在于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国有资本到底应该怎么定位?我的建议是,到了这个阶段可能更多的国有资本要集中到公益性领域,主业要严格限定。今天,重要的是国有资本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样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相适应。

参加今年“两会”, 我觉得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民收入格局调整方面有广泛的共识,这个共识十分重要,它将对我国“十二五”规划制定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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