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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的博客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日志

 
 
关于我

简介: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重点大学的客座教授或特聘教授。   长期从事经济转轨理论与实践研究,出版中英文专著18本,主编不同主题的改革研究报告51本,发表论文4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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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客凤凰《世纪大讲堂》:政府职能与公共服务  

2009-05-22 09:42: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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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http://v.ifeng.com/society/200905/1091045c-7350-4147-9884-5a8006b65ca3.shtml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前发布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提出,加快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与近期中国政府出台刺激增长,防止经济增长放缓的新政策是协调一致的,旨在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共享健康教育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那么4万亿内需投资是否能开一个好头,中国社会30年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是否能得到完善的解决,服务型社会的转型还有哪一些问题,所有这些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著名的经济学家迟福林教授,大家欢迎。迟教授,欢迎您做客《世纪大讲堂》。下面我们看大屏幕,一个介绍迟教授的短片。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同时又是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球的经济衰退,然后我们如何遏制我们中国自己经济的这样一种下滑,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会关注到,这个内需的投资很多的投资可能会用于一些基本建设,像铁路、公路什么这些东西。

  迟:投资基础领域,对于我们短期的经济增长是有明显的拉动效果的,但是中长期来看我们的出路在于扩大内需,而且这个内需是以改善民生为基础或者为重点的消费能力的提升。这样一个启动内需靠两条,一条是市场,用政府的投资来拉动社会资本的投资,另一条是逐步地把投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移到社会领域。这样的话,就需要在保增长的过程中,政府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要使政府的转型适应于我国经济在未来持续的平稳增长需求。

    主持人:刚才已经提到政府的转型了,其实改革开放30年,我们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任务,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经济总量重新搞到了一个位居世界前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发现,其实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就是经济总量的提高,相应的政府财政也急剧地扩大,那么我们也就是用这一笔财富,实际上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一个政府体制,然后的话对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惠及反而不如这一方面,那么这一次可不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我们非常认真地把这个问题来解决一下,真正地把政府的公共服务这个东西来解决一下?

迟:这谈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了。就说我们过去30年,政府在拉动GDP增长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持人:对,有目共睹。

    迟:有目共睹,但是与此同时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行政费用增长很快。

    主持人:成本问题。

    迟:比如我告诉你两个数字,一个就是我们政府的行政开支占整个财政的总支出,1978年的时候我们不到5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将近19个百分点。

    主持人:4倍了。

    迟:那么就是说30年来,政府的行政开支年均增长都在19%左右,同1978年比提高了143倍。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随着我们以从追求GDP总量向未来的科学发展转变,政府的转型毫无疑问是这里最具深刻性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主持人:实际上政府越来越大,它的公共服务的质量反而越来越差,这好像是一个成正比的,就是它的有效性反而越来越值得怀疑,那么我想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是能不能使中国政府真正成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而不是一个统治型的政府,在这一方面,您觉得最关键的要害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喊了这么多年,促了这么多年,总是这个转型转不过来?

    迟:政府的有效性,主要不取决于大和小,而是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职能的定位。这些年来我们应该说在政府的问题上,大家各种意见比较多,到目前为止,我想最深刻的问题在于我们地方政府也好,部门政府也好,政府的利益的形成或者某些利益的形成,已经成为改革的制肘,产生政府扭曲行为的一个最深刻的根源,这一点在过去应该说是不存在,但是现在这个问题突出。

    主持人:突出来了。

主持人:好,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下面迟教授的演讲将会给我们提供一个通盘的一个思考。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迟教授给我们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政府职能与公共服务》,大家欢迎。

本期导视

金融危机下,中国政府投资举措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强劲的内需投入 是否缓解全球经济萎缩对中国的影响?

面对新一轮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

建设惠及13亿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

将给中国带来怎么样的经济增长点?

它会给转型期的中国带来怎样的启示?

《政府职能与公共服务》《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迟:很高兴能够走进《世纪大讲堂》。我们在看到30年来我国改革发展的一些重大的成就或者巨大变化的同时,可能我们更应该更多地或者清醒地客观地看到,我们现在所面临着的资源环境问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尤其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把我们传统的,就是这些年来的发展方式中的某些弊端暴露出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矛盾集中反映在哪里呢,矛盾集中在人的发展上。所以,我们要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我们刚刚完成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主题是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改革开放30年后,如果我们的政府能把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件事情解决好了,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解决可持续增长,而且对于整个人的发展,中国的未来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就这个问题,我想提几个问题和大家讨论。

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着重提出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我想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到现在社会的发展阶段变了,社会的矛盾也在发生变化。我们这几年一再讲新时期新阶段,到底什么是新时期新阶段,那么按照国际上一个一般的分析方法,就从经济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镇化率5个指标来看,我们国家经过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阶段应该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从改革开放之初,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生存型社会,开始进入到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社会。实现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提升,那么什么问题突出了呢?那就是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压力越来越凸显出来。我把它概括为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资源环境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第二点就是老百姓的公共需求发生了变化,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的全面上涨和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第三点就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结构建设滞后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就是说社会矛盾的阶段性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强调全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这个主要矛盾,从本质上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更要注意矛盾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帕:

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社会阶段性矛盾的变化

如何解决?

它所反映的是怎样的宿求?

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对未来扩大内需

有怎样的帮助?

《政府职能与公共服务》《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那么,怎么来解决矛盾的阶段性特征呢?我们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发展方式的问题,应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和人的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公共治理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相联系。也就是说,解决这些阶段性问题,归根结底需要我们把基本公共服务这件事情解决好,如果政府能把这件事情解决好,我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有了动力,社会公共需求就得到了满足,完善公共治理结构就有了保障。这样就能使我们后30年,走上一条真正的科学发展之路。

    在这里,我们讨论两大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到底对未来5年、10年、20年、30年的经济增长会起到什么作用?

面对金融危机,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优势已经慢慢地失去了,我们的发展方式开始不适应发展的需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拉动未来经济的增长会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可以先告诉大家几个数字。世界银行有一个报告,讲到过去40年世界GDP增长的8%-10%来自于健康的人群,哈佛大学有一个研究报告,它在分析东亚发展奇迹的时候,认为这种发展有30%-40%源于人的健康,就是人的寿命的提高。那么,从我们国家的情况看,我们把基本公共服务这件事情解决好了,对我们未来扩大内需可以起到很大作用。我想可以用两点做说明:第一,农村的消费需求,现在世界上把中国7亿多人口的农村的潜在消费市场说成是世界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一个亮点,问题是如何把这种潜力释放出来,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亮点。我告诉大家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我们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从1983年的最高点32.3%,下降到2007年的9.1%,24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在居民的消费总额当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29年下降了将近37个百分点。应当说,改革开放30年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在6%到7%。那么,为什么消费水平大幅下降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尚未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人们要为未来的消费积累收入,而且这种对未来消费的担心在逐步增大,这就使得尽管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是消费水平却明显下降。所以,启动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最重要的是使农民享受长期而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

第二,扩大对社会需求的投资,我们在整个保持或者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拉动增长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基础领域投资对于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更要看到社会投资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有巨大的空间。我和我的同事最近算了一笔账,如果未来11年,财政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每年增加1%到1.4%,按照现在城乡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有30%到40%的差距来计算,那么到2020年,我们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就可以高达6.42万亿。这就能初步实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的,到202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明显进展的目标,如果标准更高一点,可能是投入8到12万亿。这说明,在以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社会领域的投资是十分巨大的。但是,从未来30年的发展来看,真要把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解决好,会解决我们未来30年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在动力。那么,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在未来的重点在哪里呢?我想,重点在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或者叫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再讲区域差距、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在我们的区域差距里,城乡收入差距所占比例高达70%,我们在讲全国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时,城乡差距的影响度高达85%,也就是说,我们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件事情实现了,就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和缩小区域差距、贫富差距。

 

第二帕结束

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

亟待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政府职能会带来怎样的改观?

《政府职能与公共服务》《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迟:那么,如何来看待或者分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想,我们还可以做具体的三点分析。第一点就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影响到底有多大,到2007年,城乡的名义收入差距已经到了3.3倍,而在80年代中期,这个差距还不超过2倍,目前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已经高达5到6倍,这在世界上是相当高的,也是相当突出的,为什么名义差距是3.3倍,而实际收入差距是5到6倍?这就是说,基本公共服务因素影响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这个影响因素所占比例高达30%到40%。那么,我们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解决了,就可以明显缓解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第二,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意味着什么。我最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们新阶段统筹城乡实质是承认和保障农民的发展权益,农村和城市居民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收入差距增加,这是一个客观的不可避免的阶段。问题在于,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城市和农村的居民应当是平等的,这个平等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制度上的平等;第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新阶段农村的两个主要制度的改革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都很关心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农村的户籍制度改革,另一件事情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呢?城市和农村不同的户籍制度背后是什么呢?是不同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农民工和一个城镇居民同样在一场公共交通事故中受害,他们所得的赔偿标准是不一样的,农民工和城镇居民所得赔偿的差距达到几倍到十几倍,法院判决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城市和农村的不同福利制度。所以,不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安排,户籍制度改革是很难突破的。同样,土地制度改革也存在这个问题,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土地还是他们安身立命的保障,农村土地更多地承担了社会保障的功能。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搞土地流转就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在土地还是广大农民安身立命的基本保障的前提下,我们没有条件进行比较广泛的土地交易,也很难把土地变成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所以,不解决政府对于农民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问题,不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难以突破。

    我想说的是,第一,政府转型成为改革的关键和重点。社会阶段发展到今天,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既是我们未来30年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又是政府最基本的责任。政府转型不到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保障。这些年,我们社会上议论的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教育、医疗要推向市场,把本来应当政府承担的责任推到社会,推到市场上去了,这也就是在政府转型不到位的情况下,基本公共服务是难以解决,相关的改革甚至是扭曲的。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重要的保障就是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比如说,我们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政府在养老保险、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就业服务中承担什么职责?这并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位的问题是要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职责。

    第二,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1978年中央财政只有一千多个亿,最近一两年,中央财政每一周的收入等于过去一年的收入。从总体上说,解决基本公共服务,我们确实有一个财力问题,但是总体上说是公共财政的制度结构安排问题。也就是说,在各级政府转型的前提下,我们到底如何来赋予和基本公共服务相适应的财力保障。

    第三,尽快制订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规划(2009~2020)》。现在看来,我们提出了到2020年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我们既然承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对未来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我想,未来5年、10年,或者说到2020年,应该建立一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就象制定五年规划一样。我们的政府年度计划,五年规划很多,但从总体上说,还缺乏一个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战略规划。最近广东、浙江、海南几个省份在做这件事情,我们院参与了广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制定,我们初步算了一笔账,广东如果2020年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它需要投入至少5000个亿,广东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做行动计划。

    第四,建立权威、系统的基本公共服务法规体系。我们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事关13亿人的利益,但是我们在立法上还滞后于这样一个实际需求。

    所以,我们今天讲政府转型,是面对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样一个越来越强的、越来越广泛的、越来越迫切的需求,那么这个时候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以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为目标,我们需要在政府的职能划分上,需要在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上,需要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规划的设计上,需要在立法方面来切实采取行动步骤,我们现在有了目标,更需要行动方案,更需要行动计划,更需要行动步骤。

那么我们完成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结尾有一句话,这是我们费尽心思,我用不眠之夜把它描绘出来的,那么我想把这句话跟大家分享来结束我的这个演讲,这句话就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中国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就其所涉及的人口规模而言,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就其制度建设对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而言,可以同30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我想,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更多的是想着后30年的发展,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我们后30年改革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好,谢谢大家。

 

第三帕结束

均等的理念 不均等的现实

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建设

是否可以化解城乡差距所带来的发展不均衡?

就业、教育、医疗

多年顽疾

在国家强力的内需投资中 能否药到病除?

《政府职能与公共服务》《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主持人:非常感谢迟福林教授充满激情的演讲。我手里头拿的就是刚才迟福林教授反复提到的,由迟福林教授主持撰写的2007、2008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蓝色的底子,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封面就表达了迟福林教授和他的这样一个报告撰写班子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说基本公共服务惠及13亿人是一个大写的人,这个人不分干部群众,不分工人农民,不分城里人和乡下人,基本的政府的公共服务,对所有的这些人都应该是均等的。这就是迟福林教授他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理念。但是很快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中间,其实出现了一种不均等,包括地域的不均等,空间不均等,那么这种不均等在30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间,已经越来越大地成为了我们一个社会矛盾的一个集中点。那么在这一点,其实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迟福林教授这个报告里头所清楚地揭示出来的,就是在我们的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上,其实出了大问题。那么在这一点上我想就是,刚才迟教授已经在报告中间讲了,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还是农村这一大块,还是农村这一大块。那么我们现在说这个内需的这个拉动,农民怎么进入到这个过程中间呢,他怎么成为这样一个内需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成员呢?

迟:现在这样一个矛盾的焦点,首先表现在农民工上。那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注意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地区衔接问题。所以,我想如果我们首先把农民工这件事情解决了,会在相当大程度上有利于拉动内需。

    主持人:也就是说我们先把农民中间的农民工这一块,先单独拿出来做一个重点解决。

    迟:这些年来,农民工对于城市的发展,对于工业化进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30年我们没有解决好他们的问题,今天,应当尽快把2.2亿农民的城乡差距问题真正解决了,将会对拉动农村消费市场起到一个巨大的刺激作用。

    主持人:这就是矛盾中间的主要矛盾。

    迟:对,就是焦点。

    主持人:对,焦点。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数字,农村家庭主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贫困发生风险就可以降低12.9%;家庭非农收入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就可以降低3点多。

    迟:对,降低贫困发生率3.2个百分点。

    主持人:降低贫困3点多个点,那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其实。

    迟:对,就是说,现在农村的教育花费已经成为农民贫困的头号负担。

    主持人:沉重负担。

    迟:沉重负担,或者叫最首要的负担,一个教育,一个疾病。2006年,我到西部三个省去调研,我在甘肃发现,多数农村地区80%的新增的贫困人口,都是因为病重新致贫,返贫的,就是疾病问题已经成为新增贫困的首要人数,第二是教育。

    主持人:等于家里头有一个病人,这全家就重新回到30年前。

    迟:对,当然,现在的合作医疗已经在初步缓解这样一些问题,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就是教育因素。现在教育因素,我们的学者现在研究发现,教育因素在整个实际的贫富差距形成中,所占的比例高达20%以上。我这里还有一个数字,就是说我们每一万元的教育投入,在全国来说,可以使12个人脱贫,在西部地区可以使19个人脱贫。

    主持人:那么实际上每一次开“两会”的时候,特别是5年一次换届的“两会”的时候,总是社会上舆论上头有很多的人就说,要增大教育投入,要增大教育投入,喊了30年,我注意到,总是在3%到4%中间,一直不能突破,到底是一种什么势力在中间压着这个百分比不能突破?

    迟:这是一个长期积累下来的重大问题,就是在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没有确立,政府转型不到位的情况下,尽管财政收入现在一周等于过去一年,要明显地提高这个比例很困难,但绝对数在上涨。

    主持人:对,比例问题。

    迟:但是比例。

    主持人:永远不突破4%。

    迟:不但不突破,还有所下降。

    主持人:还要降下来。

迟:还有所下降。现在总体来看,基本公共服务中教育、医疗加起来可能大概占总的比例5%左右,我们现在讲到2020年,如果能提高到10%左右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初步得到解决。所以,我想还是我们政府转型要到位。真正政府转型到位了,我们的制度安排、制度结构问题就解决了,教育、医疗投入的比例自然会得到解决。

主持人:好,下面我们把问题开放给在座的同学。如果有问题要向迟教授请教的,请举手。

  提问1:老师,您好,刚才您提到,中国到2020年要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那个均等化。同时您提出要,需要政府的职能转变,以及比如说法律还有财政方面的一些转变,那么这就有个问题,如何实现这些的转变,对于一个固定,相对固定的系统来说,它如何能够主动地去发生一些转变?

迟:从现实来看,我们有三个事情很重要,一是大家这个理念要统一,我们讲科学发展,什么叫科学发展?科学发展首先是人的自身发展,人的公平发展。随着金融危机爆发,随着我们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矛盾突出以后,应该说是在迫使我们思考后30年的发展理念是否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第二个问题就是制度安排,应该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体制机制安排,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什么条件下,解决不合理的城乡两元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主持人:打破它。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我们从各个方面来突破这个制度,第三,是个财力投入,应该说我们现在有条件来做这件事。

    主持人:最好时机。

迟:这件事情再不做下来,就像你说的,它会引发各种各样的意想不到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危机因素。所以,这个时候最关键的取决于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我是一个改革研究者,现在很清楚的就是,为适应后30年改革发展的需求,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政府自身改革是我们整个改革最关键的问题,这件事情突破了,体制转变就有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主持人:下一位同学。

    提问4:我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我也是凤凰网的网友,在此,我想提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它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它这个究竟什么是最基本的?拿那个教育为例来说,就是说你上小学,上高中,上大学,还是上硕士,上博士才是最基本的,这个最基本的服务有没有一个,随着时代变化的一个不断的扩展的概念?如果它是一个无底洞的不断扩展的概念的话,那么是否会给政府造成这种巨大的负担,从而造成这个基本的社会公平正义无法完全实现?我想您就此回答一下。

    迟:对,这个你提这问题很对,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所不同的。

    主持人:不一样的。

    迟:或者说,实现的程度也是不同的。从范围来说,我们现在讲的基本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等等,那么,就各个领域来说,随着发展阶段变化,恐怕也会有所变化。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拿义务教育来说,我想最近两、三年,在有一些地区,可能会把义务教育扩展到高中。

    主持人:高中。

迟:我们国家现在规定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某些地区,在最近的几年可能会扩展到高中,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高中就要成为我们的整个义务教育,十二年的义务教育,所以,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范围是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而变化着的。好,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迟福林教授精彩的演讲。加快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共享健康教育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这既是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衡量政府绩效的新理念,也是促进社会和谐、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的政策措施。改革还在继续,探索从未停止。我们再一次感谢迟福林教授。同时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以及凤凰网的网友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世纪大讲堂》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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